江野，唯亭人，職業畫家，學名趙坤泉。

我倆是同鄉同庚，同沿江（婁江）而居，同飲一湖（陽澄湖）水長大，且都是江南（婁江南岸）人。他居東頭，我住西頭，可以說是發小，如今同步跨進了花甲。

江野是美術專業科班出身，骨子里就長有田野中小草的生命，自小生命力強，野心勃發。學校畢業后被分配到大集體企業，2002年辭職下海，摔破鐵飯碗當上了自由職業者，以畫養家糊口，是一位儒釋道、人物、山水、水墨兼擅的畫家。我很敬佩他。

我在鄉鎮工作，是國家最基層的公職人員，是一個“刀筆吏”，也可以說是靠一支筆工作生活的人，業余時間消磨在看書寫字上。如今花甲之年的我倆還是那樣“想見亦無事，別后常憶君”的感覺。

我在書朋畫友小聚時，曾對江野說過：如果老天爺許可，我一生給你寫三篇文章：

第一篇《不惑之年寫江野》；

第二篇《花甲之年說江野》；

第三篇《耄耋之年話江野》。

江野聽了高興得不得了，“好啊，知我者福元兄也！”

第一篇文章《不惑之年寫江野》早已在2009年交差，當初《蘇州日報》的編輯老師給足面子，分兩期于2009年4月24日和2009年6月5日在《蘇州日報》B03版上刊登。

日月如梭，人生苦短，青春易逝，鬢毛已衰。我倆已進入花甲，我自然想起當初的話，當然應該兌現對江野的承諾，完成第二個任務交第二次差《花甲之年說江野》。

山塘街上的江野

山塘街因山塘河而命名。唐寶歷元年（825年），詩人白居易任蘇州刺史，對蘇州城外西北河道進行疏浚，利用自然河浜開挖成直河（由閶門外護城河直達虎丘山麓），稱之為山塘河，便于行舟。又把挖出的泥土填堆成長堤，長堤寬闊成路，后人稱“白公堤”。堤長七華里，又稱七里山塘。因介于閶門鬧市與名勝虎丘之間，逐漸成為繁華的旅游商業街。

江野蟄居山塘街146號已近十四年，也早已成了山塘街的一個老居民了，其苦心經營的正社畫館也已成為了山塘街文化旅游的一張名片。

現在想來，江野當初為何不顧妻子的阻攔，選擇租房山塘街，是否受了歷代文人墨客的影響，還是受民歌傳唱道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有西湖，蘇州有山塘，兩處好地方，無限好風光”的感化，我是說不清了，但有一點是肯定的，江野看清了山塘街的文化和商機。

藝術家沒有吃過苦，沒有感情和心靈的波動，是成長不起來的。

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江野為藝術走天涯，長城內外、國內國外，兜兜轉轉畫了不少畫，吃了不少苦，交了不少畫界朋友，辦了不少展覽。他在1992年日本佐原、1995年中國臺灣、2002年德國漢堡、2008年北京榮寶齋等地都成功推出了畫展。

九十年代，江野在皇城根下拜北京畫院王明明為師，在金陵城中拜老革命、老畫家亞明為師，在江浦兜率寺皈依圓霖法師等。這時的江野內心似乎應驗了已故藝術大師吳冠中當初在巴黎回國前寫給吳大羽先生的話：“藝術的學習不在歐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師們的畫室，在祖國、在故鄉、在家園、在自己的心底。趕快回去，從頭做起。”

江野下了決心，從政治、文化、經濟中心的北京回到了家鄉蘇州。那時對江野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野北漂京華已數年，通過自己的努力已初有成效，北京置了房子、買了車子，還有在京各行各業、各界各路的粉絲。日子過得不好說火火紅紅，但也可以說馬馬虎虎。江野他總覺得自己骨子里是受吳文化的熏陶，吳門畫韻的滋養，應當回家鄉蘇州求發展。

沒想到的是，江野當時的夫人知道了他的想法后，堅決不同意他從北京回蘇州花巨額租金到山塘街開畫館。一段時間里，江野為此焦慮、為此苦悶。確實這些年通過自己的努力，有了個安逸的家，自己只身在外，夫人持家帶小孩也不容易，又加上身邊無多少積蓄，回去租山塘街的房子不是一筆小數字，他內心斗爭著，回還是不回。

江野身心疲憊，打電話給我：“家里鬧矛盾，不安靜，能否給我找一個既能畫畫寫寫，又相對清靜的地方，我來避一避、歇一歇。”我聽了他的訴說，想辦法尋同學給予幫助，正好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老同學開了家酒店，解決了一個符合江野要求既能畫畫寫寫，又安安靜靜的地方。

半個月的時間里，我在公干結束后晚上去陪他喝喝茶、吃吃酒、聊聊天，讓他忘卻些煩惱，也在那時，我認識了缽梅齋主、上海畫石榴頗有名的畫家石禪。

半個月時間后，江野回蘇州了。江野到底是江野，經過他冷靜思考，最終還是獨持己見，一意孤行同夫人辦理了離婚手續，走出了原來屬于他的安身之處，帶著自己的理想，凈身來到了山塘街146號。

如今山塘街146號有了個江野畫館（正社畫館），步入畫館的廳堂，里面有一個“大元堂”。

我時不時地要去“大元堂”里坐坐，那里可真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感覺，已是山塘街的一張亮麗的文化名片了。

江野啊江野，生活永遠有妖嬈艷麗的一面，即使自己遭受打擊和苦難，他依然用一種明媚的眼光看待生活，畫出生活的美、生活的艷、生活的麗。

鄉友眼中的江野

江野出生在一個兒女成群的家庭，他排行老四，父母靠力田為生。在五六十年代，要養活好這些兒女對父母來說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可江野父母做到了。

江野是村上第一個書包翻身的人，是村上第一個大學生。他從小聰明能吃苦，幫助父母割草養豬、捉魚摸蟹，身背畫夾、胸掛相機，走村串戶、畫像拍照，什么能掙錢就干什么。這樣既能減輕父母負擔，有能自己補助學用。在鄉友眼中，江野應驗了這句話“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江野重孝

江野的爸媽目不識丁，但在那個年代，心里有念想，北京有個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是什么樣？他們嘴里經常跟著孩子們唱著那首“我愛北京天安門，天安門上太陽升，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我們向前進”的歌來苦中作樂。江野也從這時起，從小就聽在耳里，看在眼里，記在心里。他立志等自己長大后，一定要讓父母去看看北京天安門。

一九九八年，江野北漂京華，在北京畫院王明明老師的關愛下，生活學習有了著落，有一次他探親回鄉，獨自駕車載著年近八旬的父母去北京看天安門，看太陽升起的地方。

要曉得，那個時候的交通，可沒有現在的高速公路，江野一個人駕車，開開歇歇，停停吃吃，用了二十多小時，終于讓父母如愿以償，站在了北京天安門廣場。耄耋之年的雙親開心的無法言語。

江野重情

江野他有個大哥，只有初識文化，但人聰明，吹拉彈唱樣樣來，就是精神和身體常犯病。為了他，江野數十年來總是牽掛心頭，不知花了多少心思，為大哥尋藥問醫，只要大哥精神病一發，江野總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操勞不止，直到去年他哥走完了七十年的人生之路，江野才算放下。

如今，江野的老父也于前年駕鶴西去，農村老家的大大小小事情他省心多了，唯一牽掛，要常回家看看的就是年近九十歲的媽媽了。江野他自己的大女兒已成人婚嫁，再婚后的兒子也已上學。

江野重義

在數十年的交往中，江野有三件事我看在眼里。

第一件事，尊師如父。他對中學時期的沈俊章老師四十年如一日，只要有時間，不管大小節日，不管沈老師有事沒事，他都要登門拜望，直到疫情期間的去年，沈老師病故，他在第一時間唁告了相關同學，完成了江野自己的心愿：送老師最后一程。

第二件事，相惜相助。王才愷是明代書法家王寵之兄王守的后人。王才愷老先生可以說是蘇州書畫界的一位高深隱者，老先生食息起居形單影只，一生不求聞達，以書印養身養性而自娛，年輕時同已故書家宋季丁先生為同寢室友，在王能父先生的訓導下習書刻印。江野同王才愷先生的相遇相識已在老先生八十九歲的時候了。淵源是江野在山塘街琴川書店看到了一本手拓印譜的題簽，被封面上的“悔拋心力向雕蟲”幾個字深深吸引，而后追根溯源，登門拜訪，才結下了書印情緣。

王才愷先生全身心傾注于《秦詔版》《爨寶子》《張遷》等碑帖，其印風味獨特，秦磚漢瓦，鳥蟲鐵線，刀法清晰，別出新意。江野在與之相交往的日子被深深的打動，在看到老先生日常生活起居，江野心里明白，要為老先生做些事，便時不時地有意識地向王才愷先生購買些印章及書法作品，直到王老先生以九十三歲離世而終。此時，江野還不間斷地通過他人轉讓，已積累了王才愷先生的不同時期書寫的《秦詔版》風格和內容的書印作品近百件，并想在王老先生豈日的適當時候，為紀念老先生出一本《王才愷書印集》。

第三件事，師生情誼。賀野，渡江干部，1958年入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油畫系學習，畢業后曾任蘇州工藝美術專科學校副校長、蘇州絲綢工學院美術系主任、蘇州市美術家協會名譽主席等。

江野是賀野的忘年之交，更是賀野的追隨者。當賀野大病初愈后的小品展，以及2004年的西畫作品展也都有江野前前后后忙碌的影子。江野曾對我說：賀野既是一位渡江干部，又是一位真正集理論、詩詞、書法、油畫、水彩、水墨為一體的多才多藝、學貫中西的藝術大家。數十年來，江野一直視他為尊敬的長者。開玩笑時常說：蘇州兩野，一老一少、一中（江野擅長中國畫）一西（賀野擅長西畫），一個體制內，一個體制外，兩野情誼高、結成忘年交。

賀野先生去世四周年之際，在蘇州明基善緣書畫院舉行了成立“賀野藝術教育專項基金”儀式，把他一生所創作的油畫、水墨、素描、水粉、水彩、書法等500余件作品捐贈相關單位，江野作為學生代表作了深切緬懷。每逢吉慶之事，總相邀賀野先生到場，哪怕是《江野三卷本畫集》《江野鐘馗畫集》的出版發行，還是再婚生子等一件件事、一幕幕場景都令江野悵然淚下，正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

“正社”歷史下的江野

江南地區長期以來是我國南方經濟與文化中心。近代蘇州就有一群書畫界的頂級大咖成立了一個叫做“正社書畫研究會”（簡稱“正社”）的組織，領頭的正是鼎鼎大名的畫家吳湖帆、張大千。而聚會最多的當然是書畫圈子的友人。

當時以吳湖帆為中心還聚集著一大批蘇州的書畫家，大家一來二去，在切磋畫技，交談藝術心得后最終一拍即合，決定一起干個大事，于是“正社”就這樣誕生了。

1933年，張大千、張善孖和蘇州畫家吳湖帆、陳子清、彭恭甫等人圍繞“切實研究藝術”的宗旨，走上了共同討論國畫藝術真諦的道路。而這個當時文藝圈的頂尖社團一出手就技驚四座。

1934年元旦，“正社”在蘇州城內舉辦了第一次會員作品展覽會，轟動了整個長三角。后來又分別在北平中山公園、南京等地舉辦了展覽會，依然反響強烈。

不過隨著抗戰的爆發，張大千兄弟等人離開蘇州諸多原因，蘇州“正社”逐漸淡出了畫壇，但在中國近當代藝術史中，它永遠留下了自己的名字。

山塘街“大元堂”里的江野，在藝術上和做人做事上，都堅持己見，始終敢講真話、敢做實事，甚至不合時宜的話，他也全然不顧。江野想賡續“正社”文脈，續寫“正社”新篇，他想通過自己的努力，在繼承吳門畫風中凝聚文藝圈里的同道，有朝一日能夠再次突破地域與空間，站在當今加強文化自信的舞臺上讓世人聽到九十年后的“正社”的聲音。

實際上，江野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早已準備了好長時間，在平時走南闖北中，搜集了好多歷史上“正社”有關人員的作品和資料，比如：謝玉岑、葉恭綽、汪東、傅心畬等。其中有字有畫，有手札，有書有報，有文玩。他信心滿滿。

江野從2009年，在山塘街開設“正社”畫館以來，邀約了自己在蘇州愛好詩詞的書畫家學習詩詞創作，開設了“正社雅集”詩詞講堂，同時舉辦一月一次的走企業、走鄉村、走學校的文化傳播活動，至今已舉辦了近七十期，活動的地方重點放在“正社”誕生之地蘇州。聘請了琴、棋、書、畫、印等方面的各類專家，進行專題講座，像詩詞方面的魏嘉瓚、書法方面的張士東、古文字書史、理論方面的陸衡等先生。全面提升了參加“正社”雅集人員的自身修養，豐富了自身的內涵，重溫了昔日的士大夫遺風。

江野從一念只想，憑一己之力，不惜重金在全國各地各類藝術市場以及拍賣行，收藏了民國時期“正社”人員的書畫作品達近百件。為他進一步弘揚“正社”文化精神，扛起“正社”文化大旗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由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題寫的“蘇州正社文化研究院”在山塘街146號掛牌成立，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美協副主席王明明參觀了正社。

“江野從一點做起，他實實在在地從傳統入手，練筆墨。練書法，練造型，他目前的筆墨還沒有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他一點一點的積累，日新又新，一步一步地邁向最高目標。從他的畫中可以看出，他的路子正，人又勤奮。所以，只要不停的奮斗，前途不可估量，而那些虛張聲勢，故求怪的人，永遠不能和江野相比（陳傳席語）”。

江野其人其事讓我更加清晰“真正的知識分子是面容祥和、內心淡定的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對歷史敬重，對當下有批判精神的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能夠不為五斗米折腰，敢說真話、實話，做實事的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雖身著布衣，而精神的高標都為他們贏得光芒的人（胡秋萍語）”。

江野就是一個如此的人。(作者:蘇福元,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于不舍齋)